移民研究的评析

　　 　　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是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露藤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兼任移民与公民身份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他还担任欧洲理事会下属的地中海地区失衡研究专家组的组长。在移民研究领域，他最近发表的著作有《运动中的各个世界》。另外，在1998年他与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Massey）等人合著了《千年之末的国际移民》一书。Email: arango@cps.ucm.es 　　导 言 　　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始于一百余年前。从那时起学者们就在探讨人群迁移的一般原因，而不仅仅就具体现象论具体现象。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一直成为开展这类研究的最佳（当然不是唯一）的场地。研究成果包括：研究模型、分析框架、理念性的思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总结或概括、朴素的理念，以及为数不多的真正理论。它们当中，有些本不是用来解释移民而是解释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的，不过是他山之石被借用来攻错而已。移民理论的构建工作不是积累性的。由于历史短暂，其理论、模型、框架之类大都各自为政，缺乏连贯，譬如散珠强为一串，而不像砖石日积而月累。 　　如果以能否成就一种通用的理论来衡量，那么显然上述努力当中哪一项都不算成功。确实，通用的移民理论是不存在的。倒是这样一种标准颇值得怀疑，因为理论若到了宏通广大、包揽一切的地步，就不会再有任何实际的作用。移民现象千姿百态，岂是某种理论所能概括得了的？判断理论工作有无价值，实在应看它能否为研究提供指导，是否提出了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命题，能否深化我们对移民的方方面面、阶段过程的理解。若从这个角度看，则当今移民问题的学者享有的观念和理论资产肯定要远比过去为多。不过就理论收支表上贡献的那一部分而言，是可以喜忧参半的。 　　本文拟就当代主要的移民学说作一番扼要的评介。移民研究领域之有理论建树，是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最后30余年的事情。而20世纪60年代以前种种有关移民的理论性探讨，除了创立一些名词术语、出现几位“划时代”的先驱人物之外，在今天也仅具学术史上的意义。埃内斯特-乔治·拉芬斯泰因（Ernest-George Ravenstein）在1885—1889年间写作了《移民的规律》一书，此人无疑是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此外，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耶茨基（Florian Znaniecki）两人在1918—1920年间写的《欧美的波兰农民》，颇多创获，可以说是迄今移民研究领域最了不起的作品。 　　本文将“新古典派”作为考察的起点，因为它是第一个称得上“理论”的学说。今天回过头看，在移民研究不长的历史上，主导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移民研究的新古典派代表了真正的分水岭。不过本文特别关注的是，新古典派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变化的移民现象面前变得日益捉襟见肘的。20世纪最后25年里出现了一大批理论和观念框架，簇新也好，翻新也罢，目的都不外乎反映移民现象与社会政治日益密切的关系。在对各派观点之得失做过评析之后，本文将提出一些看法，以期对于理解移民理论的相对羸弱有所帮助。另外，本文还将就今后工作的重点提些建议。 　　新古典派的论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再加上80年代的头五年，全世界的经济高速且持续增长，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第三世界非殖民化，民族经济方兴未艾。这一切使国内和国际移民越发活跃。在这25年里出现的各种移民理论，都反映那一时期的大气候以及移民流的具体特征。所以，那时在理论上作出重要贡献的都是些经济学家便不足为奇。拉芬斯泰因在好几十年前就认为经济是移民的最重要诱因，“举凡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行为的存在（如奴隶的买卖和贩运），等等，都曾造成而且仍在引发人民的背井离乡。不过，这些移民在规模上远比不上求富裕的本能所酿成的移民大潮”（Ravenstein 1888/1889, p.286）。经济移民以20世纪下半叶的前25年最为突出，在这之前则是二战后流离失所的人民重新安家落户以及国界的重新调整。 　　新古典派移民理论直接脱胎于W.阿瑟·刘易斯“利用无穷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型。这种发展模型对于移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二元经济很有意义，它也许是最早具有理论性质的移民思想（Lewis 1954）。所谓“二元经济”，指的是后殖民环境下的发展中经济，其中包括一个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现代部门和另一个依赖自然农业的传统部门。当现代部门要发展的时候，它便从边际效益为零的传统部门吸引走一部分劳动力。刘易斯曾做过这样的估计：两部门的工资差距在30%左右，就足以把劳动力从一部门吸引到另一部门。现代部门有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其支配，便有可能在维持低工资的情况下求得发展，获取高额利润。而对于传统部门，向外移民则是解决剩余劳动力、使生产功能向高投入—产出比发展的唯一途径。唯其如此，它也才有可能使自己摆脱滞后，为发展扫清道路 。按照刘易斯模型，移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机制，因为它开发了经济差异所蕴涵的发展潜力。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无论是输出人口还是输入人口，全都从移民这件事上获益匪浅。 　　尽管刘易斯把自己定位在那个时代所谓的“发展经济学”，他的模型简单说来却包含了各种均衡模型的基本要素。在接下来的20年里，“均衡模型”一直主导着社会科学以及其中的移民理论，但它首先是发展模型，而非移民理论。 　　只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移民理论，方才称得上第一个而且可能是迄今最有影响的移民理论。该理论所依据的，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概念，如“合理选择”、“效用最大化”、“预期净收益”、“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差”之类。这一模型内容丰富，曾被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的诸多方面，其影响至今仍溢出经济学而旁及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对于移民问题，它自是当仁不让，而且绝无方圆凿枘之嫌。 　　新古典派的理论模型简明、精当，合情入理。它能将微观的个人取舍同宏观的结构因素这两种视野结合起来。在宏观层面上，它考察的是相对价格差异形成的生产要素的地域分布（Ranis and Fei 1961; Todaro 1976）。当劳动力和资本在地域上分布不均时，便会发生移民现象。倘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要短缺时，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水平——就会相应高些。反之则劳动力的价格便相对低些。其结果，人口就会从劳动力充足且工资较低的国度或地区，流向劳动力短缺而工资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如此的人口流动会促成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重新配置，往长远说还会拉平国与国之间的工资，进而消除原先的经济差距。所以我们可以将新古典派的移民思想概括如下：移民的根源在于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该差距实则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而差距的消除又意味着人口流动的停止。 　　至于个人何以会因国家间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而背井离乡，新古典派也有微观上的说法（Todaro 1969,1976）。移民行动是有理智性的主体选择的结果，其目的在于迁徙到一个新地方，从而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高得足以抵消有形无形的迁徙成本。移民乃是一种个人的自发自愿的行为，经过了对所处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较，对成本效益比率的估算，权衡过种种选择，自然要前往回报最高的去处。更高的回报是要付出某种代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Sjaastad 1962）。 　　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新古典派以及相关的社会学中的功能学派和更广泛的现代化理论等，它们的统治地位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光谱另一端另一脉思想的有限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个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结构主义思想表现为“依附理论”。“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种以工业化国家为核心，以农业国家为外围，既不平等也不对称的国际秩序。核心国家的发展靠的是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外围国家恰恰是因为处于从属地位，其发展才举步维艰。一些国家的落后，乃是另一些国家发达的必然的结果。“依附理论”不大涉及移民问题；即或偶尔涉及，谈的也是城乡间（Singer 1973）而不是国际间的事。而国际人口流动已成为加固国与国不平等的一种机制，尤其是通过人才外流。 　　新古典派到了20世纪的最后25年已日落西山。这倒不是由于“依附理论”那不成气候的攻击，而是在于它自身内在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跨国移民，不论性质和特点都已不同于以往，这更加深了新古典理论的困境。新的情況使得移民现象越发错综复杂，使得新古典派难以切合新的现实。 　　新形势的挑战 　　当代新古典派的移民理论，它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不完备，而在于不能适应新情况。 　　第一个和新古典派过不去的现象是，尽管国与国之间收入、工资、福利待遇上的差距极大，移民的数量却很小。这是新古典派的致命弱点。按照新古典派的理论，今天的跨国移民人数应比实际数字翻出好几倍才是。经济差异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充分条件。它在当今已说明不了多少问题。 　　新古典理论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类似的国家的人口流出（或流入）为何如此不同。按照新古典派的逻辑，移民规模应同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之间经济差距成正比。可这并不符合当今的现实。 　　新古典派的这些缺陷，部分是由于它单一的思路；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它在兴起之初就未能考虑政治的影响。新古典理论本是关于相对价格如何造成生产要素流动的理论，对于处处壁垒森严、劳动力难于流动的当今世界，它就格格不入了。今天的世界体系与人民自由迁徙、尽情追求自己利益、尽量实现自己效用的理想画面不大一致。自由流动是例外，限制流动才是常规。世界各国普遍都对他国人员入境采取限制的政策。它减少了流动，使本有可能移民的人望而却步——这些人占多少比例不好说，总之很大就是了。理论上，一个可能的移民，也许会把这一因素作为移民的附加成本和投资风险而左右权衡。但实际上，限制性移民政策影响之巨，往往使理论失效。固然天下事大都可以解作投入/产出，甚至折合成钱数，但人们迁移是为了改善生活，全然不是锱珠必较的事情。现实中，逾越关隘往往难如上青天，使人提不起念头。而完全由经济决定，便是另一回事了。就关隘难得逾越这一点来说，新古典派的算术是解释不了人们为何决定留下的。所以，在移与不移的问题上，政治因素的作用要远大于国与国之间的工资差。对于非法移民来说，上不上这条道，与其用国家间工资差，倒不如用法律身份以及个性特征更能解释得通。总之，面对着当今世界上的国际移民现象，新古典派的理论明白而不现实。不过，新古典派的理论对于受限制较少、文化适应较易的国内移民，还是说得通的。对于迁徙相对自由的过去时代的解释，它自然也胜任。 　　新古典派的困难不光来自限制性入境政策，就是在人口流动完全放开的地方，现实也要跟它过不去。只举欧盟的例子。工资差只要大于迁徙成本人们就会动身的新古典模式，在这里便行不通。欧盟15国实行的是人口自由流动原则，而且各国间工资和福利水平尚存在明显的差距，可是劳动力的流动量却很小。这种现象说明，迁徙的要求取决于一国国民的绝对收入或福利水平；当福利达到一定水平后，这要求便逐渐减弱以至消失。认为只有当两国间工资差等于迁徙成本时移民才停止，是站不住脚的。新古典派的另一种说法：国际移民会逐渐消除移民输出国同输入国之间的生活福利差距，也同样站不住脚。所谓移民在近数十年来减少了国家间经济差距，这种观点不管它依据的是什么资料，如今都难以成立了。 　　新古典派理论经常受到以下批评：低估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在移民这等关乎生存的大事上肯定是举足轻重的；机械性地简化移民因素；对移民对社会浑然不加区别；以静止的眼光看问题。还需要补上一条，就是把所有移民的人都看作打工仔，对其他身份视而不见。 　　甚至连它先前的同调后来也提出了批评。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建议做些修正。迈克尔·托达罗建议，估算移民者在目的地的工资收益，需要加进一个找到工作或陷于失业机率的系数（Todaro 1969）。但诸如此类的修修补补并不足以改变它与现实南辕北辙的困境。在国际移民问题上尤其如此。 　　当代的五彩拼嵌画 　　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国际移民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移民越来越全球化，移民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了。亚、非、拉已经取代了欧洲，成为主要的移民始发地。移民接受国对于外来劳工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也不同于以往。限制性入境政策五花八门。以改变身份为目的的新型移民最为突出。非法迁徙以及偷渡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外来移民在接受国社会的融入也变得曲折复杂。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多国移民区”和“移民社区”。有迹象表明，国际移民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实践出理论，这么多变化大概也会在新时代引出关于移民的新思路。以往的移民思想多反映一国之内的人口流动，而如今的移民思想则受国际移民现象的制约，这会使问题更复杂。 　　由于人们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关注，也由于移民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同于以往，于是出现了一批新思路，或是翻新，或是具有了新的气息，或是借用、改造其他领域的人类行为理论。这种翻新、借用，当然成就不了新的范式，倒是凑成一幅多彩的拼嵌画（Massy et al. 1998）。 　　关于劳动力迁徙的新经济学 　　专门针对移民的新思路，叫作“劳动力迁徙新经济学”，是在新古典派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代表人物首推奥德·斯塔克（Stark 1991）。这种新经济学既可以看成是对微观版新古典派的内部批评，也不妨看作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增损修补的变体。但它们的基调并无二致，都是理性选择，所不同的只是新经济学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作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主体。移民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收入，倒不如说是广开财路，降低风险（如失业、收入减少、农作物欠收之类），摆脱束缚，要知道移民输出国形势并不都是一片大好，既无像样的信贷市场也无像样的保险市场。至于说移民们追求收入最大化，那也不是在绝对意义上的，而是想跟他们的所谓“参照群体”比试一番。这就用上了“相对贫困”的旧说法（Star and Taylor 1989）。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社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相对贫困的感觉就越强烈，人们挪动的欲望也就越热切。“劳动力迁徙新经济学”对收入分布十分注意，这与新古典派正相反。 　　比起新古典派理论，新经济学着实改进了不少。首先，它没有把国家间工资差距看得那么了不起：有了这种差距，移民未必发生；没有，也未必不发生。此外，新经济学强调家庭的作用，强调移民汇款的意义。它更关注信息，更关注移民与周围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雅各·明塞早就谈到家庭在移民这种事情上所起的关键作用，虽然取的是不同的角度，为的是不同的目的，但他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参加移民的不是一人，而是一家（Mincer 1978）。 　　构成这种新经济学的各要素能否有条有理地组织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抑或它也只不过是新古典派的一个精心修订版？暂且撇开这一点不提。如果说新经济学有什么严重缺陷的话，那倒不在它理论上的缺乏独立，而在适用范围的狭小。它所描述的移民背景颇不常见，其移民关系竟跨越几十年的长度。新经济学固然不时引用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料，但它的理论启迪和主要依据却来自墨西哥为数不多的几个乡村。对于其他不大稳定的移民环境，特别是那些社会解体——更不必说命都难保——的情况，新经济学就不一定派得上用场。对于整家整户的移民，它也不像雅各·明塞的模型那样适用。最后还有一点，新经济学仅仅关注移民输出国一方造成移民的原因。 　　二元劳动市场理论 　　与新经济学相反，迈克尔·皮奥里（Piore 1979）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dual labour market theory）对理解当代移民现实颇有助益。它只考察移民的接受方，只从宏观角度关注结构因素。根据这个学说，造成劳动市场层次化的先进工业社会的一些内在品质，产生了对外国劳动力的永久性需求；这种需求导致了国际移民。由于种种原因，发达经济需要外国劳工来从事本国劳工拒绝而其妇女儿童也不宜再从事的劳动。迈克尔·皮奥里（Piore 1979）发现，在这种以招募劳工来满足的需求背后，有以下几种因素。 　　二元劳动市场理论的出发点（发达经济对外来劳动力的永久需求）以及对这种需求的解释（发达国家自己的工人不肯从事低报酬、不稳定、没技术、太危险、不体面的工作），都是明摆着的经验事实。这个理论的长处在于它能以复杂、技术的方式解说这一切。更确切地说，该理论尽管结构不同，但它解释了：（1）为什么发达经济中还会存在不稳定和生产效率低的工作？（2）为什么发达国家自己的工人逃避这类工作？（3）为什么不能通过标准的市场机制也就是提高工资来解决本国工人对这类工作的逃避？（4）为什么低收入国家来的移民就会接受这类工作？（5）为什么这种对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再不能靠妇女或童工来满足？ 　　发达国家之所以存在不稳定的工作，是因为它的经济分为一个资本密集的主要部门和一个劳动力密集、低效率的次要部门，而这种划分导致了劳动市场的层次化。那里的工人不肯从事不稳定和低效率的工作，是因为它有伤脸面，有碍升迁，有损积极性。这种障碍靠正常的市场机制是无法消除的，因为如果提高了最低级劳动岗位的工资报酬，那么为了维护整个等级结构，上面岗位的报酬也要相应提高，这就会造成结构性通货膨胀。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干短期工作或是打算某天就回国的人却愿意接受低等工作。因为工资再低，也总比在国内挣得多。况且，他们在乎的是自己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的地位和面子。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在发达国家，这种对初等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已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由妇女和童工来满足了。这是因为今天妇女的工作已不再居次要、依附地位，而是具有独立性，属事业型。再者，人口的低出生率和教育周期的延长，都使得童工越来越难以找到（Massey et al. 1998, p.33）。 　　二元劳动市场理论的长处，首先不在于它提出了国际移民的一般原因，而在于它强调了跨国移民的重要原因，即来自当代发达社会经济体制内部的、对于外来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它还为这种结构性需求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当然不是唯一的解释。于是人们理解了为什么在一些发达国家会有这样一种看似荒唐的现象：一方面对外来劳力的需求年复一年持续，另一方面本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外来工抢了本地人饭碗、影响了本地人收入及就业的观念一扫而空。 　　作为跨国移民现象的一般性解释，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还远远不够。首先，单纯从需求的一方，而不从供给的一方来看待所有国际移民的理论，注定是见树不见林的理论。指出大部分移民结果都找到了工作是一回事，断定国际移民都由此类需求引起是另一回事。其次，招募外国劳工的措施决不是当今跨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更不用说唯一原因了。二元劳动市场理论所指认的先进工业经济体如北美西欧国家的经济尤其如此。不错，在这个理论诞生之前的几十年，也就是20世纪第三个25年里，招募外国劳工确实是向北美西欧移民的重要原因。如今依然是重要原因，尤其是对于波斯湾和亚太地区而言。但就发达工业国家而言，往那里移民的人大都是动了身再说，而不是冲着什么现成的差事。往往移民本身形成了供给，创造了需求，也就是说，先有人，后有职。最后，这个理论没能说明，经济结构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如丹麦、挪威与瑞士、加拿大之间），流入其中的移民其数量何以会有10倍的悬殊。 　　世界体系理论 　　与二元劳动市场理论一样，世界体系理论也着眼宏观社会过程，也认为发达经济的一些部门需要外来劳动力从事低工资劳动。但它认为导致国际移民的并不一定是这种需要，而是资本主义渗透给欠发达国家造成的混乱。包括亚历杭德罗·波尔蒂斯、萨斯吉亚·萨森在内的一批学者，依据历史结构论的观点对国际移民做了解释（Portes and Walton 1981; Sassen 1988）。作为世界体系理论基石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是历史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这个让欧洲称雄的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由核心国家、半外围、外围地区这三个同心圆组成（Wallerstein 1974）。世界体系理论属于20世纪60年代启发了“依附理论”的历史结构论传统。虽说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诸多不同，但它们都认为在充满矛盾紧张的国际环境中，核心国家对半外围、外围地区的压榨是导致国际移民和其他动荡的原因。因此，国际移民也来自不平等即不均衡的国际秩序。但与均衡模式描述的正相反，移民加大而不是减小了不平等。 　　国际移民现象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半外围、外围地区扩展，在于半外围、外围地区融入日益统一的全球经济。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渗透依靠殖民体制。今天则仰仗新殖民体制和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起了关键的作用。为抵消由于本国工资上涨而造成的利润下滑，为了攫取额外的利益，核心国家对半外围、外围地区进行干涉，以获得原料和廉价劳动力（Massey et al. 1998）。这种渗透，再加上农业的现代化和商业化，导致资本主义方式取代传统方式，这在农业和制造业尤为突出。 　　于是天崩地坼，没着没落的工人再也无法按传统方式生活下去。于是出现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为规模尚小的非农部门所无法消化。于是人口向城市，向那里生产率极低的传统第三产业转移。于是第一次产生了一个无根无系、随时准备漂洋过海的无产者阶层。于是这些无产者被吸纳到了核心国家，所通过的就是核心国家进行渗透时开辟的那个渠道，以及文化、交通、通讯等条条路径。于是无产者来到核心国家的某些部门从事廉价劳动，让人赚取高额利润。就这样，国际移民作为全球劳动力供应体系运转不停（Sassen 1988）。 　　世界体系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发展阶段上国与国之间过去和今天的联系，了解造成了移民的某些发展机制。另外，从前的宗主国和殖民地如今易于形成移民的输出和输入关系。这本是谁都能感到的经验事实，世界体系理论更有一番解说。 　　世界体系理论并不是专门关注移民的理论，而是一种大的历史概括，是对历史进行单义、简化、有倾向性的阐释。根据这种阐释，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就仿佛上演同一个剧本，走过同一条独木桥。这种理论也只有在全球层面上才站得住脚（Papademetriou and Martin 1991, p.10）。所谓移民，不过是强权的人质，资本积累规律麾下的世界进程的抵押品。世界体系理论可以为具体的国与国之间移民关系勾画背景，但不能用于研究，因为它是根据假设进行解说，其表述的方式无法实证。当今与全球化趋势相应的是移民形态的多样化，而世界体系理论对此则不大能适应。于是它的一条基本原理能否成立便成了问题。那些历来彼此不大联系的国家之间，如今移民日益烦繁，路线却不是什么核心国家搞渗透时开辟的那一条。 　　移民网络 　　在移民研究的各路方法中，最有这个时代特点的莫过于移民网络了。关于移民网络的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威廉·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耶茨基那里。对移民的考察和解释以移民网络为纲，这是如今的新颖之处。移民网络早就为大家所熟知，这里无需多费笔墨。它指的是移民（或回国移民）同亲友同胞间的种种联系。它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如通风报信、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住宿等。这就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使得川流顺畅（Massey et al. 1998, pp.42-43）。移民网络还可以提供表率示范，吸引更多人改换门庭。 　　可以把移民网络看作一种社会资本，因为它使移民能够得到其他经济上的好处，如就业机会、较高工资。这种观点最早由道格拉斯·梅西（Massey et al. 1987）提出，依据的是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名家的“社会资本论”。这个大框架就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可以容纳其他中介性的组织（如走私团伙以及慈善或人道主义团体）。这些中介性的组织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都在帮助移民克服进入他国的各种困难。不过，要把这些组织归入由个人纽带组成的“社会资本”，恐怕并不像将移民网络归入“社会资本”那样顺理成章。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可以说网络是移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许多人之所以移民，是因为跟他们有关系的人移民在先。网络具有乘法效应。一度时髦的“链锁移民”便隐含这层意思。网络在移民中扮演的“资本”角色，在处处关隘的今天越发光彩照人。在移民输出国这方面，不少人背井离乡，为的是和亲人团聚。在移民输入国那方面，由于入境越来越难，网络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大，因为它能降低迁移的成本和风险。 　　再者，网络是使移民现象长盛不衰的机制。网络从本质上说是累积的。它总是要长得更大、更紧，因为每次迁移都成为后来者的资源，都在为以后的迁移牵线搭桥。而新的迁移又导致了网络的扩大和进一步的发展。网络发展本身虽不能解释移民的最初发生，但却可以说明它的延绵不绝。网络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移民动向。我们有可能通过网络弄明白何以环境相类而移民不同。不过据以往的经验，移民雪球不会永远滚下去，饱和点会在某个时候来到，然后就会减速。移民网络的增长和停滞，应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领域。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网络作为一种人际结构，介于个人决策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之间（Faist 1997），因此这一理论有助于弥补移民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空白。话虽如此，移民网络的理论并没有超越原有的概念框架。 　　系统研究 　　自阿金·马博贡耶（Akin Mabogunje）对非洲城乡移民做别开生面的研究以来，“系统研究”便作为综合有效的理论框架被大家一再提起。所谓移民系统，乃是指一种空间，它包含了一组移民输入国与一些移民输出地区相对稳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成于移民流动，基于各种纽带。而纽带和它们之间的互动正是移民研究最恰当的背景。移民系统这个框架最终可以整合其他研究方法，以及移民过程中的各种主体（如移民网络、中间组织等），以及常被忽视的方面（如政府）（Kritz, Lim and Zlotnik 1992）。 　　移民的系统研究想要倚仗的，是一般系统方法的分析能力。但这不过是个没有实现的愿望而已，至少就国际移民而言是如此。迄今为止，系统研究顶多是确定了国际移民的系统，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所谓“确定”，也是局限于系统最稳定的部分，也就是移民输入国一方。它所列举的移民系统的各种成因，诸如结构上相同、地理上相近、政策上相似以及同属某些跨国组织之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Zlotnik 1992）。把移民流动看作其他各类流动、各种交流的一部分，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系统研究的潜力尚待开掘，目前它还只是徒有宏图。 　　累积因果关系 　　另一种学说认为，移民是一种能靠自身生生不已的现象。冈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几十年前最先提出这个观点，并取名为“累积因果关系”。累积因果关系的背景，是不发达地区发展不均衡所造成的“反弹效应”。若干年前道格拉斯·梅西捡起这个理论并作了补充。他找到了导致移民现象持久不绝的一些因素和机制。他的基本意思是，移民现象以某种方式改变了现实，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过程造成了新的移民。移民网络的扩大是最重要的机制之一，这在前面已经说过。由移民造成并反过来引起新移民的其他机制包括：相对贫困、移民文化的发展、不合理的人力资本分布、移民从事的工作被人鄙视，等等（Massey et al. 1998）。 　　评 说 　　这些理论探讨都有助于理解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其自我延续的机制。但总体上并不令人满意，移民理论建设的天空还没到澄碧如洗的地步。 　　首先，可以说现在的理论探讨都没太摆正重点。人们为什么迁移或什么决定了迁移的规模这类的同题，成了各家第一、往往也是唯一关心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只关心根本原因，而不顾及其他限定性因索。新古典派理论、新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二元劳动市场理论，显然都是如此。就是那可敬的“推—拉”理论也不例外，只是话说得玄些罢了。时至今日，追根溯源的办法是否仍最有效、最有趣，是值得怀疑的。 　　上文说过，解释“为什么移民”的理论，今天都显得不大中用，这是因为它们无法解释移民的人为什么这么少。显然，移民理论不但要关注动的一方，也要关注不动的一方；不但要关注离心的一面，也要关注向心的一面。“推”和“拉”这对老搭档起码还应辅之以“留”和“逐”这对新搭档，现有理论大都无视造成“留”的向心力。不过近年对它的兴趣已在增大（Hammar et al. 1997）。这意味着人们将比以往更注意考察家庭类型、亲属制度、社会制度以及一般的社会结构。移民的文化方面和文化环境，包括——当然不止于——文化适应的成本，也应当在关注之列。 　　除了社会文化因素之外，移民规模不大的原因，还是要到政治领域寻找，说得准确些，要到政府的重要角色中去寻找。政治方面的影响今天决不可低估。再没有什么因素比准入政策更能影响移民的流向和规模了。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说得好：“移民是政策的产物”（Davis 1988, p.259）。任何以经济为主要立论的移民理论，在充满政治考虑和政府干预的国际移民面前，无不狼狈周章。在当代的一些最重要的移民区域，劳动力移民在数量上锐减（当然也有例外）。而以改变身份为目的的移民如探亲和避难，则成为大宗。历来的移民研究遗漏了政治和政府，这是亟须纠正的（Zolberg 1989）。关于入境限制政策对移民过程、移民限定因素以及移民流向的重要影响，应成为今后的理论模型的基本成分。 　　以往的移民研究太过强调造成移民的原因，这是值得商榷的。有人说得好：国际移民既错综复杂，也简单明了。倘若给千差万别的情况提供一般性的答案，是件极难的事。有关移民的调查材料和生活史都说明移民的原因数也数不清。所以，一般性的解释只好简约。移民又是件挺直截了当的事。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不一而足的话，那就是移民的原因。移民的原因有不少是可以想见的。 　　今天是该把移民研究的重心从移民的原因转移到其无论学术上政策上都极有意义的其他方面了。 　　下面只举其中的几个方面：移民过程和后果，包括与国际移民相关的移民融合以及社会转型的方式；移民与发展之间存在着的“未定关系”，这是帕帕德麦特里欧和马丁（Papademetriou and Martin 1991）的说法，很恰当；包括家庭、亲属纽带在内的社会结构；正在出现的跨国化进程及其后果；移民发生的政府与政治背景。此外还有难民。历来移民研究只考虑自愿迁移因而忽略了这个群体。移民的理论研究必须将难民作为其基本研究对象之一。对于移民网络以及其他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间联系，也须更加关注。 　　除去上面所说，现有移民理论之所以不如人意，也有作风上的原因，那就是夸下的海口多而提供的货色少。其实它们大都流于片面和局限，只摸到一角，窥得一面，只解释得了某些环境中的某些类别的移民，而不能推及其他。大部分移民研究只把劳动力的迁徙当作唯一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因为当代移民中突出的，实则是非劳动力移民。这件事情本身也算不得什么问题，只不过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话说得太大，跟它实际的应用范围和阐释能力全不成比例。有关移民、有关国际移民的理论，往往被它那种要充独一无二的雄心所出卖。理论上要解说一切的抱负，从未实现过，也从未放弃过。 　　最后，移民理论多有一种认识论上的弱点。所谓“理论”，是指一套逻辑上环环相扣的前提，由这些前提得出可实证的表述。按此标准，目前的移民理论大多不够格，顶多有个别例外。即便降格以求，它们也称不上理论，虽然都有实际的用途。它们都有好的观点，但作为理论，这是不够的。如果纯粹是形式概念问题，倒也罢了。然而，这个弱点绝非无足轻重，它事关理论的性质和效用，它妨碍了理论对具体研究的指导，削弱了理论的可证性。需要补充的是，它还会危害整个社会科学。 　　现有移民理论的用处，不过是对现成的事实做些解释，而不是指导具体研究，提出可由事实检验的假设。它们从常识性的、经验的观察出发，从社会科学材料库里取来抽象术语和对路的解说加以装点。这样，理论或观念框架便为实际的观察提高了地位。一些移民理论抽象程度不高，并未超出经验的总结。拿路灯来比喻现有的移民理论，那就是，你可以在电线杆上靠靠，却别指望它能照清楚道路。这说明了为什么关于移民的理论建设并没能导致知识积累上的进步。 　　结束语 　　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最后的25年里，我们对移民复杂性的了解比以往有了不小的进步。不过，这种进步主要来自与理论无关的具体研究，而不是理论启发的结果。现今的移民理论尤其是观念框架的积累，已非数十年前可比，这是事实。不过整个说来，移民理论对于移民知识的贡献还很有限，要小于我们对理论的一般期望。具体研究所揭示的形式和过程，变动不居的现实所展现的机制，其丰富多彩恰与理论建树上的平平形成对照。 　　这也是整个社会科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时的共同弱点，因为变量太多太复杂。 　　除了一般性的通病外，移民研究的困难恰恰寓于它所考察的对象之中。移民实在难于界定、难于测量，存在多方面、多形态性，不易进行理论概括（Arango 1985）——“浑浑然而无法条分缕析、定型定式”（Davis 1988, p.245）。其中第一、第二点使得移民研究趋于含混，难以操作，第三点需要跨学科研究来解决，但这项工作还很少有人做。 　　移民研究的最大困难在于移民是极复杂的事情。复杂就复杂在它的形式、类别、过程、主体、动机上，复杂在它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上。面对如此复杂多样性，移民理论不彼此冲突才怪了。按照安东尼·菲尔丁的说法，“‘移民’又是个‘混沌概念’，需要拆散，以了解各部分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及其在这种环境中的意义”（Fielding 1983, p.3）。 　　拆散，则又需要理论与实际研究的更好结合。怎么结合？可惜还没有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黄为葳译〕 　　（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9年第3期 P114—P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