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是一个突出的国际和国家政策问题。研究国际移民，是要促进对移民问题的理解，鼓励通过移民实现社会经济发展。[1]《2020世界移民报告》在第二部分阐述了“复杂和新兴的移民问题”，对移民的贡献作了深入分析，笔者将在本文中对此进行解读。移民对输入国和目的国是否有贡献，这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由移民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确定，国际移民的影响“总体上来说是消极的”。[2]学术界存在许多虚假信息，移民公共话语越来越两极化。[3]美国花旗研究高级项目经理本杰明·纳巴罗（Benjamin Nabarro）提到，近些年，人们对移民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仅限于一些特定人群。影响人们对移民态度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不同国籍移民的同情程度；二是人们对公共资源、就业、教育等稀缺资源的看法。纳巴罗认为，纠正人们对移民的误解需要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4]但是，“移民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在当代所做的贡献越来越被忽视”。[5]因此，有必要对移民的贡献进行分析。 　　一、移民在经济领域的贡献 　　按照剑桥词典的定义：经济领域是指与贸易、工业或金融有关的领域。[6]评估移民对经济的影响是政治争论激烈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有不少成果。 　　戈尔丁（Goldin）、卡梅伦（Cameroon）和巴拉拉扬（Balarajan）合著的《特殊人群：移民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和定义我们的未来》表明，在经济学家中存在广泛共识，即对移民目的国而言，移民是总体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并能够产生经济效益。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流动的人们：全球移民的影响和机遇》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移民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9%，即6.7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国际移民：最近的趋势、经济影响及政策意义》得出结论：移民对经济的影响因国家而异，移民虽然带来了挑战，但也给来源国和目的国带来了益处。戈尔丁（Goldin）等人的《移民与经济：经济现状、社会影响和政治选择》肯定了移民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而这发生在很多方面：移民往往比当地人口相对年轻，因此能够显著积极影响人均GDP和整体GDP（总）；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移民提高了每个工人的产出；移民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报告发现，假如1990年英国和德国停止移民的话，两国2014年的实际GDP将分别减少1.75亿英镑和1.55亿英镑。对劳动力市场（包括工资的影响）往往相差很大，通常被忽略不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移民对当地工人的互补技能所决定的；正如鲁斯（Ruhs）在《权利的代价：规范国际劳工移民》中所提出的，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对移民的适应，这些可能会逆转。克莱门斯（Clemens）和格雷厄姆（Graham）在《允许难民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和财政影响》中指出，大多数证据表明，难民流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影响很小，甚至为零。[7] 　　第一，移民为来源国和目的国提供了劳动力，尤其是解决了目的国劳动力短缺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国际移民主要是劳动力来源，但他们不仅仅是工人。他们在来源国和目的国发挥了不同的经济作用。作为工人，移民是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但他们也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他们还会改变国内的收入分配，影响国内投资的优先次序。作为学生，移民及其子女，这些人有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并传播知识。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移民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创新和技术变革。作为消费者，移民有助于增加对国内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影响价格、生产水平以及贸易平衡。作为储蓄者，移民不仅向来源国汇款，还通过银行系统间接地促进在东道国的投资。[8] 　　非正规移民干的是3D——肮脏（dirty）、 危险（dangerous）、急需（demanding）工作，这是本国人最不喜欢干的，所以有人认为，移民接受国一方面受益于非正规经济中稳定的劳动力供应，同时又能使工资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许多经济部门如农业、渔业、建筑业和护理业对非正规移民的依赖更为严重，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些行业的雇主剥削非正规移民，因为他们更有可能绝望而接受更低的工资。[9] 　　大量证据证实，无论是低技能还是高技能移民都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在拥有大量高技能本土工人的国家，低技能劳工移民通过在公民短缺的部门就业，对本国人的技能进行了补充；这些对本国员工没有吸引力的行业，解决了某些如建筑业和农业等行业劳动力的短缺，而且还使得高技能部门的本国工人在其工作中进一步专业化。意大利有一项研究发现，有大量移民提供家政服务，而使意大利本土女性会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美国2011年的一项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移民降低了家庭服务成本，低技能移民提高了高技能本土妇女的劳动力供应和市场平均工作时间。[10] 　　有一些国家几乎完全依赖劳工移民，尤其在建筑、酒店和零售业。例如，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国际移民占其国家人口的很大比例，分别为88%和76%。在欧洲，随着生育率大幅下降，移民一直是这些地区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应的主要贡献者。在欧盟，2012至2016年间，人口自然变化（出生和死亡）仅对人口增长贡献了20%，而净移民对总人口增长贡献了80%。[11]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专业教授伊恩·高登认为，2011至2016年，美国约2/3的经济增长得益于移民带来的人口和劳动力。据美国移民局在2021年公布的数据，2020年，往美国投递的移民申请数量已经超过了770万份，而移民到美国的新公民也达到了62.54万人，获得绿卡的就有43.9万人。同时，还有3700万人获得在美工作的资格。 　　英国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冻结移民政策，其经济总量会比目前少9%。德国若在20世纪90年代冻结移民政策，其经济总量会比目前少6%。这些数字仅涉及移民的劳动力供应效应，而移民对当地经济的长期影响则难以统计。[12] 　　第二，移民汇款对来源国的重要作用。移民向来源国的货币汇款是最广泛研究和考察的经济贡献之一。世界银行编撰了国际汇款的全球数据，尽管在编撰准确的统计数字方面存在着大量数据上的误差，但现在的数据还是可以反映最近几十年汇款的总体增长。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李明欢在《国际移民大趋势》一文中列举了国际移民的汇款数据，2000年全球移民汇款达到1320亿美元，2009年虽然受到经济危机影响，但仍然继续上升到4140亿美元。2000年的数据显示，移民总汇款中63%即830亿美元系汇入发展中国家，到了2009年，汇入上升到3160美元，即总额的76%。[13]根据2020年国际移民报告，从2000年的1260亿美元增加到2018的6890亿美元。[14] 　　2018年，印度、中国、墨西哥、菲律宾和埃及位列汇款接受国前五名。如果按所接受的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2018年，接受汇款比例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是：汤加（35.2%）、吉尔吉斯斯坦（33.6%）、塔吉克斯坦（31%）、海地（30.7%）和尼泊尔（28%）。[15]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汇出汇款最多的国家，2017年汇出汇款总额为679.6亿美元，其次是阿联酋（443.7亿美元）、沙特阿拉伯（361.2亿美元）和瑞士（266亿美元）。[16] 　　移民汇款对来源国家庭和当地社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帮助家庭满足基本的日常需要，例如粮食和住房，还可减轻贫困。移民寄回家的钱可作为意外支持的重要缓冲，保障家庭的经济稳定和韧性。资金还可以用于支持直系和大家庭成员获得卫生服务以及投资教育，并为他们提供投资企业、投资房产和其他资产的能力。[17] 　　第三，海外侨民债券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方式。2017年，尼日利亚发行了第一支散居侨民债券，筹集了3亿美元来援助基础项目。亚美尼亚在2008年设立了政府发行的海外侨民债券。印度和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里都筹集了数十亿美元。印度也对非居民印度人在印度银行的定期存款提供利率和免税利率。自1951年以来，以色列通过这种融资机制筹集了400多亿美元。[18] 　　移民通过债券手段进行融资，对于陷入困境和资金短缺的国家，海外侨民债券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成本低廉的方式。各国政府可以从海外侨民那里借款，可能使他们参与本国的发展，为来源国的经济作出切实的贡献。特别是在地震和洪水灾害之后，参与家乡重建，参与灾害治理。[19] 　　第四，移民是创业创新的动力。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乔纳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提到，世界领先的技术创新越来越集中在区域经济集群当中，而移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移民提高了所在地的生产率，从而吸引更多的技术人才来到该地区，并形成了良性循环。从全球范围看，最具活力的城市都有大量的移民。[20]移民通过直接投资或创办新企业的方式对本国经济作出贡献。根据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龙登高的统计，海外华人投资中国企业数量，在2005年的中国侨资企业数据库中，美国高居第一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加拿大则是第二位。[21]在格鲁吉亚，估计约有17%的私营企业属于该国的侨民。移民企业家有助于来源国建立物质资本，并提高当地的经济生产力，有助于创造就业。移民通过在各国间建立移民网络，减少信息障碍，有助于促进来源国和目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大量移民的存在也可以为在其来源国生产的产品开辟市场，从而加强经济之间的贸易流动。移民对其来源国的最重要影响是他们对人力资本储备的影响。回归移民带着新知识和新技能回国，从而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整体技能水平。[22] 　　“华创会”自2001年开始至今的14年中，立足湖北、面向中西部，已先后吸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9000多人次的华侨华人参会，带来6200余个合作交流项目，中部地区省、市共签订引进人才和技术项目近1900个，总投资额逾2000亿元人民币。他们的先进经验和运营理念，不仅助力于武汉经济建设及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发展，同时加大了中西部对外开放程度，促进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3]“百人会”在美国是一个知名的华人组织，吴宇森、李开复、杨振宁等知名人士都是其会员。就在2021年5月，“百人会”在某网站中公开发布了一份报告，主要讲解了在美华裔从19世纪至今对美国作出的重大贡献。在经济方面，最显眼的一个数据就是，2019年全年，美籍华裔人士贡献的GDP总额甚至达到了3004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已经超过了1.9万亿元。不仅如此，美籍华裔群体还为超过300万个岗位提供支持。 　　移民的贡献许多国家领导人是认同的。如：习近平主席指出，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是中马友谊和合作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你们到中国投资兴业，捐资助学，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为中马关系发展牵线搭桥。没有华侨华人的努力，就没有中马关系今天的大好局面。[24]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2021年1月向移民部长门迪奇诺（Marco Mendicino）签发了新补充的移民任务授权书（New Supplementary Mandate Letter）。授权书强调，移民仍将是加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加拿大将履行2021年至2023年123.3万移民配额计划。2020年10月底，加拿大宣布一项移民计划，目标是2021年至2023年每年接收超过40万新移民，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接收最高数量新移民的计划。在加拿大历史上，只有1913年接收的新移民人数超过40万，超过当时人口比例的5%。 　　不可反驳的是,“精确估计由移民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在目前考虑的范围内想要精确估计是不可能的。然而，非常的事实是所有已经制定的移民政策和改变他们的尝试都是基于一些这样的评估之上”。[25] 　　二、移民在公共政治领域的贡献 　　“公共政治领域是指在国家认可的权力范围内承担公民义务”。[26]移民可以成为公共政治的重要贡献者。[27]在目的国，移民可以参与国家、地方、社区治理和政治，从事志愿工作，并在其他移民特别是新移民融入新社区时提供支持。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教授万晓宏在《当代加拿大华人参政分析》中从政治学的视角，根据参政主体在参政过程中采取的方式、所处的地位及发挥的作用，将当代加拿大华人参政分为普通华人、华人精英和华人社团三个参政主体进行详细分析。[28]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廖小健对加拿大2011年大选华人参政情况做了分析。1993至2008年，共有21位加拿大华人被选为联邦国会议员。2011年大选，华人参选人数创历史新高，共有23名华人角逐国会议席，比2008年参选的18人多出了5人。其中有7名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比2008年增加2名。成功当选国会议员的，不少是第一代华人移民。[29] 　　由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政治制度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张晶借用这种分类方法和模型对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方式和特点进行分析[30]，认为澳大利亚普通华人的参政方式有参与选举政治和非选举政治两种类型。其中，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有参加选举投票、政治捐款和助选等。[31]华人精英参政方式和特点有选举型和委任型、华人选票型和非华人选票型、全国型和地方型、主流政党型和华人政党型四种类型。华人社团的参政方式具有显著点：历史悠久的社团如悉尼的澳华公会、侨青社、维省华联会、西澳中华会馆等，新移民社团如澳洲中国公民公会、澳华青年商会等，政党型社团如团结党，已成为华人与政府、华人与主流社会交流的重要桥梁，不仅凝聚了华人力量，更是在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活动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华人社团领导人会代表华人向政府反映华人意见，积极争取有利于华人的政策，同时，政府也会委任和邀请华人社团领袖加入政府性质的机构。[32] 　　海外华人踊跃地在政界发声，首先是由于他们参政意识增强，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澳大利亚华人李逸仙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15年来，我积极参与政治，从未放弃为澳大利亚同胞服务并提供支持的愿望。过去10年我经营企业，现在是我来服务社区的时候了，是我和我的家人回报给予我们那么多机会的国家的时候了。”[33] 　　华人参政意识增强，取得一定成效。在2019年5月18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选举中，诞生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位华人众议员，这也是华人参政议政迈出了可喜一步。2019年意大利普拉托市议会选举中，两名华裔成功当选议员，这是普拉托历史上第一次有两名华裔公民当选议会成员。华人移民洪承琛（John Hong）参选2019年新西兰奥克兰市长选举，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这是178年以来，奥克兰历史上第一个第一代华人移民，参选奥克兰市长。近年来荷兰的华人也积极参与政治，“荷兰华人政治参与的表现主要在于如何更好地凝聚华侨华人的力量，扩大自己在政坛上的声音；如何把更多的华人带入荷兰的政治参与之中。”[34] 　　马来西亚华人积极地参与各项改革运动，参与公民抗争运动。2012年马来西亚华人上街示威者有5万人，在2015年8月29至30日的活动中激增到20万人。马来西亚的重要华团组织“隆雪华堂”在更早的数年前就积极地参与形塑公民社会力量。它在举办文化节时提出“迈向公民社会”的愿景，推动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串联。[35] 　　美国华侨华人在自身发展和促进当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参政，推动中美合作。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非正式的民间大使，穿梭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沟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信息。又如，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1980年作为里根总统的特使穿梭于中美之间，也曾在1989年到1990年中美关系最艰难的时期作为美国出口委员会副主席率团来华，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后，杨振宁、李政道、余江月桂、田长霖以及骆家辉等人经常奔走于中美两国，发挥“民间大使”的作用，积极协调中美关系。[36]华人参与当地国政治得到当地政府领导人的称赞，美国华人赵小兰出任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长时，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他热情洋溢的演讲中说：“赵小兰为这个职位带来一些众所周知并受人崇敬的品质：处理行政事务的极高天赋，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帮助他人创建美好生活的意愿。”[37] 　　散居侨民对来源国的政治进程的影响情况各异。研究发现，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返回的菲律宾移民对民主有更高的参与，而从沙特阿拉伯返回的菲律宾移民则对民主表现出更多的矛盾心理。移民包括难民在内也可以成为和平建设和重建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将其经验、技能和资源带到冲突后环境下的基础设施重建、社会团结和政治进程。[38] 　　华侨华人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和开展国家民间友好事业的重要促进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华人在纽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1980年至1999年间，大概有20多个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1999年以后，全球五大洲都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2002年发展到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00多家统促会。[39] 　　影响移民公共政治贡献有诸多因素。从全球层面看，包括：交通和通信技术，国际人权法律和条约，国际强权政治、压力和涉及移民来源国、地区的冲突。从国家层面（来源地、目的地）看，包括：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地理距离，经济结构及动态，融合公民政治的国家——民族模式，包容—排斥的公民文化与实践（多元文化主义），民族建构进程，入境移民/出境移民政策与公民身份，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家长制/平等主义的性别关系。从地方层面（外部和群体内部）看，包括：经济结构和动态，包容—排斥的公民文化与实践（多元文化主义），居住区的隔离程度，群际关系，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入境移民/少数族裔群体规模和聚居度，逗留/移民心态，入境移民/少数族裔群体的公民权利意识，内部组织和领导。[40] 　　三、移民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贡献 　　1．移民对饮食文化的贡献 　　食物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双向过程：移民带着他们的烹饪实践和习惯旅行，通过获得新的食物习俗，自然地适应他们的生活，偶尔，移民也会将新的食物习俗带到他们的来源国。因此，这种混合是双向的。它反映了人类有必要通过食物来表达分享和对话。[41] 　　入境移民、流动和贸易联系有助于促进现代粮食系统的发展。如“印度咖喱”被认为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移民所作的贡献。回迁移民也可以丰富饮食文化。比如，伯利兹多样性和移民外迁模式使其发展出一种丰富的饮食文化。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美食因国际移民和文化习俗的转移而变得丰富。[42]最新研究发现，现代烹饪的多样性和移民之间具有关联性。 　　今天，世界各国都能感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根据2006年6月的中餐通讯发布的消息，全美有大约4万多家中餐馆——超过麦当劳、温迪屋（Wendy's)、汉堡王三家合起来的总数，而且比1950年代翻了十倍多，比1960年代翻了5倍多。[43]2013年，荷兰共有各类餐饮业1万多家，其中华侨华人经营的餐馆有2500家左右，占25%左右。[44] 　　我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也很大，这种情况大概始于秦代。据《汉书》记载，秦代有数万人口在朝鲜居住，自然会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朝鲜。汉代时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对朝鲜的影响最深。因此，朝鲜习惯用筷子吃饭，以及使用的烹饪原料和饭菜的搭配，都明显带有中国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到海外，把粤菜在海外的发展推向更高境界。 　　印度尼西亚，又称“千岛之国”，在以前和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被称为“南洋”。明朝以后，粤闽两省的中国人因为人多地少，许多人开始“下南洋”讨生活，也无意中带去了中国的饮食文化。早期的南洋华人在南洋建立华人社区，虽然远离家乡，但是保存了浓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生活习俗，包括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印尼的饮食文化，印尼语和汉语（主要为闽南话方言和潮州话方言）有很多共有的词汇。例如：粉糕、油条、肉丸这些来自闽南的词汇在印尼语的发音是差不多的。因为，南洋华侨在生活中也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地区的饮食商品贸易。大量的华人以经营中国菜餐馆作为谋生手段，使得中国的传统烹饪有了广阔的市场。无论是在进餐风格上还是在饮食观上，印尼饮食大量吸收接纳了中国广东、潮州与福建菜的风格。[45] 　　此外，随着那些拥有优秀饮食文化的移民们（意大利人、希腊人、黎巴嫩人、中国人、越南人等等）一波又一波地涌入和定居，以及澳联邦政府对多元文化政策的提倡，种类繁多的美食开始渐渐进入到广大的澳大利亚社区。 　　2．移民在体育方面的贡献 　　移民是体育和多元文化的贡献者。精英体育让移民“超越”了歧视和其他负面问题，充分展示他们在体育方面的才能。[46]在新加坡有一个群体，他们是通过体育技术移民而获得新加坡国籍的。吴杰就是其中的一员。吴杰到新加坡后曾与新加坡的击剑选手一起比赛，但新加坡没有选手能够击败他。最后，新加坡击联希望他能够技术移民。从2005年开始办理，吴杰已经获得新籍，并代表新加坡参加了英联邦锦标赛。他的太太王雯银则在2006年拿到新加坡籍。王雯银也是上海人，花剑选手。入新籍后，她代表新加坡参加了多哈亚运会，获得过东南亚运动会冠军。新加坡的体育移民除了乒乓球选手最受外界关注外，近来游泳、篮球、足球选手也慢慢多了起来。[47] 　　有一技之长的移民在一些国家受到鼓励。比如：加拿大的技术移民通常对申请人的年龄、语言、工作经验、学历等都有很高要求，但是加拿大有这样一种人才移民，没有语言、学历、资金方面的硬性要求，更没有像企业家移民类别那样设置附加的创业审核条件。加拿大移民局看中的是此类申请人的自雇能力，这种移民方式就是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是加拿大商业类移民类别中非常受欢迎的移民类别。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是加拿大政府为特定领域的专业人才开放的一条特别移民通道，适用的申请人群包括艺术家、画家、体育运动员、作家等，需要在某一专业领域内拥有专才，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且有能力以自雇的方式在加拿大生活和发展，为加拿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积极的贡献。 　　美国移民局欢迎“杰出人才”。根据美国移民法，“杰出人才”范围包括科学、艺术、教育、商业和体育五大类：科学家、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发明家、电脑专家、医师、医学家等，画家、书法家、舞蹈家、音乐家、音乐指挥家、歌唱家、歌星、影星、模特、电视主持、影视导演等，各级特级教师、教育理论家等，杰出企业家、工商人才、广告策划专家等，著名运动员、教练员等等。事实上，美国移民局并没有对申请此类移民的人有什么硬性规定，无论各行各业，只要移民者在本行业有一定贡献或者比其他人成就更突出，就有资格可以申请杰出人才移民。 　　欧洲体育融合网（European Sport Inclusion Network）、欧洲体育俱乐部的社会融合和志愿服务（The Social Inclusion and Volunteering in Sports Clubs）以及澳大利亚的“足球欢迎你”（Welcome Football）等项目试图认可并利用移民体育明星作为积极的榜样，包括鼓励通过体育活动促进融合等。[48]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各有关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海外高层次人才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对中国和平发展起到独特作用。[49] 　　自2012年8月1日起，德国出台了“欧盟蓝卡”制度，该类型签证是为了吸引具备优良职业技能的外籍人士来德就业。根据联邦移民难民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在过去5年中，德国共颁发了大约8.1万份蓝卡。截至2018年6月底，约85%的蓝卡持有者都决定长期留在德国，申请或获得了无限期居留许可。该情况也表明，德国对高素质人才有很强的吸引力。[50] 　　3．移民对来源国的“社会汇款” 　　移民对来源国的社会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也被称为“社会汇款”。这类汇款的交换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移民返回原籍地居住或访问原籍地社区、非移民访问接受国，或通过交换信件、录像、磁带、电子邮件、博客文章和电话等方式。”不过，并非所有的社会汇款都是正面的，移民所带来的思想和做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例如，在性别平等的国家的移民更有可能在其来源国的社会机制中促进性别平等。然而，那些迁移到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的人往往会带回更为保守的性别标准。[51]在生育率方面也是如此，迁移到低生育率的目的国则会导致来源国生育率降低，而迁移到高生育率目的国会导致来源国生育率提高。 　　移民社会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思想上的提高，让他们具备更好的发展潜能。“如今这个国家依然保留着活力，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当我们看到这些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它背后的推动因素。” 　　国际移民是“祸”还是“福”，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迁移既可以为移民及其家庭和来源国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可以为来源国带来更广泛的有益影响。移民还可以为目的地国家带来经济和其他收益。[52]2018年《世界移民报告》表示：“移民与地缘政治、贸易和文化交织在一起，为国家、企业和社区提供了巨大的获益机会。移民改善了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人民的生活，并为全世界数百万人提供了在国外享受安全、有意义生活的机会。”[53] 　　  　　注释： 　　[1] Sarah Collinson,Europ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1993,p.64. 　　[2] 李其荣著：《国际移民政策与治理》，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3]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4] 赵琪：《客观认识移民的社会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10月31日，http://www.cssn.cn/hqxx/tt/201810/t20181031_4767900.shtml。 　　[5]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6]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7]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8]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9]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10]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11]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12] 赵琪：《客观认识移民的社会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10月31日，http://www.cssn.cn/hqxx/tt/201810/t20181031_4767900.shtml。 　　[13] 李明欢：《国际移民大趋势》，《侨务工作研究》2011年第4期，第37页。 　　[14]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15]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16]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17]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18]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19]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20] 赵琪：《客观认识移民的社会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10月31日，http://www.cssn.cn/hqxx/tt/201810/t20181031_4767900.shtml。 　　[21] 龙登高：《海外华人新增长点：北美华人动态与趋势》，《侨务工作研究》2010年第3期，第34页。 　　[22] 《2020世界移民报告》，2020年3月,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收藏。 　　[23] 李其荣、周柳丽、徐浩亮：《凝心汇智 聚力筑城——武汉市鼓励华侨华人来汉创业发展研究》，《侨务工作研究》2015年第1期，第27页。 　　[24] 新华社：《习近平主席出席马来西亚各界华侨华人欢迎午宴希望华侨华人为促进中马友好合作再立新功》，《侨务工作研究》2013年第5期，第1页。 　　[25] Anthon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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